谈论鲁迅,也许要从死亡说起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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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创 码字的甘草子 民国女子 1936年10月19日,鲁迅去世。 死前不久,他写下了一篇随笔,就叫《死》。这篇文章里最广为人知的一句话,后来成为他待人刻薄的罪证: “让他们怨恨去,我也一个都不宽恕。“ 在他生活的年代,有人失踪,有人遭暗杀,有人关进了牢房,他虽然也避难,也逃亡,但他步履从容,衣衫干净,最终死在自家的床上,算是不幸中的万幸。 他的葬礼也是,虽非国葬,犹胜于国葬。覆盖他遗体的旗帜,写着三个大字——“民族魂”;虽然他叮嘱“赶快收敛,埋掉,拉倒”,“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。”但人们把他的葬礼,办成了民国史上规模最大之一,万国公墓人头攒动,熙熙攘攘,各派人士借着他的死说着自己的话。 当一个人的死,不再是一个人的死。我们谈论他,也许要从死亡说起。 01 鲁迅的一生,与死神相伴。 孔子说:“不知生,焉知死。”鲁迅的人生命题正好相反:“不知死,焉知生。” 许多与他亲近、接近的人,或者死得早,或者死于非命。随便一罗列,就是一份长长的名单: 鲁迅父亲不到40岁死于病,童年丧父的影响,不言而喻。 早年挚友范爱农30多岁,死于溺水。鲁迅为之写下回忆性散文《范爱农》,并作悼亡诗。 友陶元庆30岁出头死于急病。陶君死后,鲁迅自出三百大洋为之购置坟墓,情谊非同一般。 友陈师曾41岁,死于急病。鲁迅一生有许多画家朋友,早年最要好的便是陈师曾,日后出版《北平笺谱》,特意提到陈师曾对于美术的贡献。 五四战友李大钊38岁,死于绞刑。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鲁迅,多次提到他的文章是“听将令”的,为的是“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,使他不惮于前驱”。李大钊被害后,鲁迅不顾危难,为昔日战友的葬仪捐款,并为其遗作《守常全集》撰写了题记。 学生刘和珍20岁出头,死于镇压,鲁迅为此写下著名的《纪念刘和珍君》。 忘年交韦素园30多岁,死于肺痨。鲁迅为其写下碑文,并撰写了《忆韦素园君》一文。 友柔石30岁,死于死刑;友瞿秋白38岁,死于死刑。柔石与瞿秋白之死于鲁迅刺激之深,不必说了。听说柔石身中十弹,鲁迅只用了四个字:“原来如此”。而明明是在纪念,却说是“为了忘却”。 留日同学兼同乡徐锡麟34岁、秋瑾32岁死于就义。他们对鲁迅的影响,我们可以借用张承志的说法:“抛开徐、秋二同乡的影子,很难谈论鲁迅文学的开端。套用日本式的说法,他们三人是同期的花;只不过,两人牺牲于革命,一人苟活为作家。我想他是在小说里悄悄地独祭,或隐藏或吐露一丝忏悔的心思。” 留日同学兼老友杨杏佛50岁上下,死于暗杀。杨杏佛的死不见于鲁迅专文,或者如他所说,平辈死亡总不如晚辈的死那么令人哀痛,但他不避暗杀径赴悼唁的细节,反倒比杨杏佛的死更著名。 还有左联五烈士中的殷夫、冯铿,与鲁迅也有交情,鲁迅在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一文里,细说了与这两个年轻人的忘年交…… 这些死者,于鲁迅而言,不是至亲,就是挚友、晚生,而其中死于暴力,被镇压,被枪毙,被谋杀的,竟占了大多数。这种遭遇,任何人哪怕只经历一次,都是刺激至深的创痛。正是这些生命的惨烈终结,彻底让鲁迅清醒:向死而生。 02 今天,摊开现代文学,没人像鲁迅那样敢于直面黑暗,那样书写一团漆黑的死亡。 在他虚构的小说中,许多主角死掉了。他的散文,则写到许多真的死者,真的死亡。 什么是死亡?死亡就是消失、乌有,是死亡本身。它不讲是非,不问对错,不是阎罗王,不是上帝,不是命运,也不是哲学,死亡,就是死亡。 在所有死亡中,最夸张的死法恐怕就是死刑。终其生,鲁迅反反复复纠缠于死刑之念——青年时代遭遇秋瑾与徐锡磷之死,是死刑的一课;目击死刑的围观,弃医从文,又是死刑的一课。当后来,朋友接连死于死刑——死刑,早就是他熟记于心的功课。 后来虽有教科书来界定,并赋予这些死亡以这样或那样的意义。但我们想象一下,想象鲁迅在某一个下午忽然闻知又一位良友的死。他不是政客,不是革命家,他本质上就是一位学者,一个读书人,卖文为生。他手中没枪,他没有理由像专事死亡事业的人那样,随时准备接受同行的死。 但为什么死神频频光顾鲁迅?依照教科书的解释,是他活在危险的年代。 是的,那个时代之凶险,我们难以想象。只是危险与危险者,历来都是双向的。鲁迅本身就是个危险者,不然不会长期被通缉。 即使鲁迅存活到解放后,也同样是一个危险者,这是伟人早就下定论了的。当历史走到今天,也有一位文化部长感慨:我们的作家当中有一个鲁迅那太好了,可是如果有好多鲁迅,我的天啊,那会引发地震的。 也许鲁迅早在生年,就意识到自己于这个世界而言,是一个“异端”,所以他书写死亡,风格不同他人,格外毒辣,决不为死者说句软话,仿佛他就是死神: 辛亥革命可歌可泣,在他的笔下不过是一枚人血馒头; 阿Q死到临头,他笑阿Q画不圆死刑签纸上的那个圆圈; 《铸剑》里,写人头砍落,他惜墨如金,连文字都飞快得不及看清,而油锅里三颗脑袋的追逐厮杀,他却写得神采飞扬。 我们若是细读鲁迅谈及的死亡,从秋瑾、邹容到徐锡磷,从刘和珍、柔石到瞿秋白——他每予“烈士”二字以痛切的怨责、热讽,以至无词。他痛惜人命无价,看破赴死不值;他从不书写就义的光荣,而竭力渲染漆黑的死亡。 他这一生,分别历经清政府、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。说实话,他实在不是这三路政权的天敌,作为晚清官费的海归派,他读书很刻苦;作为是民国初年的教育部官员,他工作很敬业,绩效考核年年拿优。但他不管旧朝新政、左右中间,他都有不同的说法和立场,对历届政权,他都冷眼旁观,保持自己的判断,从希冀、失望到绝望,从欢欣、参与到背弃。 因为他看不得杀人,或者人被杀。 这个被死神追逐了一辈子的人,对死神比任何人的敏感,他拒绝死亡,尤其是无辜的死亡,年轻的死亡。他穷其一生,都在诅咒死亡,诅咒黑暗。 03 所以,我们有可能并不了解鲁迅,如果没读懂死亡。 我们在很多地方都误读了他。 教科书一再标榜先生的大无畏,可鲁迅分明没有像他同代的勇者那样,殊死抗争,而是一再表达自己的惊骇与恐惧: 军阀时期,他就竭力呼吁不要请愿,不要去送死;广州清党时,他惊呼一辈子没见这么杀人,自称“吓得说不出话”;白色恐怖时,则每遇凶兆就逃亡。 这是鲁迅怯懦么?当然不是。他有他的大慈悲:越过时局,绕过时政,去直接追问面无表情的死神—— 难道,人的命运,就是杀和被杀? 最后,说句题外话,反对战争,惟愿世界早日和平。 原标题:《谈论鲁迅,也许要从死亡说起》 阅读原文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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